文人与性工作者 文人, 工作者

半天云

说一部分性工作者是文人和说一部分文人是性工作者，从逻辑学的角度看，关系完全一样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说前者或可赢得当事人一阵窃喜，说后者则是自招麻烦了。所以我只能说薛涛、柳如是的诗写得多么美丽，而不会说“一双玉臂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尝”。
　　 文人似乎对性工作者总有一种天生的痴迷，像自称“才子词人”的柳永，就算是落第也没什么大不了，“烟花巷陌,依约丹青屏障.幸有意中人,堪寻访.且恁偎红翠,风流事,平生畅.青春都一饷,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。气得宋仁宗在别人推荐他时说“且去填词”好了。杜牧更是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
　　 文人白居易说自己与那个长安性工作者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当然不是无病呻吟，因为当文人之后与当性工作者之前者，大都是穷困潦倒的。但他忽视一点，就是一为性工作者，便财源滚滚，脱离苦海了；而每一个失意的文人最初都很愤世，最后却很厌世，但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了多少痛苦与绝望啊！
　　 美女作家九丹说：“如果把写作比作脱衣服，那么脱了衣服之后，我不会炫耀自己的乳房有多美，而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。” 把情色文学当作伤痕文学看待是否会使作品不朽我不得而知，但她不可能不明白，只要是正常男人，都会只看她那白嫩嫩的乳房，除非那伤口在乳房上。记得有位北大学者兼教授在为他学生解释为什么把美女形容为“肤如凝脂胸如玉”时说，“胸如玉”是指像玉那样白，不是像玉那样硬，大家别担心。可见不只是色情狂才有这种爱好，大学者对此也津津乐道。李敖又说：“女人为女人穿衣服，而为男人脱衣服。”正是此理，我虽然不喜欢这个登徒子作家，但也不能因人废言。当然，我觉得他像是说性工作者多一些。这不是一个捍卫隐私权的时代，而是追求暴光率的时代啊！
　　 性工作者现在叫性工作者，这就界定了她只出卖性而不出卖情，所以我们不能怪婊子无情，无情是她的职业操守，除非她想失业，但失业往往会落得个像杜十娘的下场，还好，大多数性工作者不会笨到这种程度；钱锺书先生说：“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，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。”但我觉得文人比性工作者更可悲，性工作者只出卖肉体，而文人出卖精神，得到的报酬却比性工作者更微薄。这是不是很符合中国的显学——马克思主义哲学——的物质第一、精神第二的逻辑？
　　我还是觉得古代文人比较可爱，像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，他在家中经常不穿衣服，赤裸裸地，有一次有客人来了碰见。客人可能心里会想，这样光着身子见客，又不是性工作者。所以说他很不礼貌。他说，天地是我的房子，房子是我的衣服，你钻进了我的衣服里，怎能说我不礼貌呢？
　　 谁又能想到，那个自谓“一丘一壑”的隐士谢鲲居然也会偷窥邻家美女子，及以言挑之，而被那不解风情而又守礼极严的闺秀投梭以拒，打落两颗牙齿。难道这就是尼采所说的“人偶尔也有精神堕落的需求”吗？
　　当然，也会有更“可爱”的，据宋朝范正敏的《遁斋闲览》说，李廷彦献一首诗于上司，期间有句云：“舍弟江南殁，家兄塞北亡。”上司读了很悲伤地说，想不到你的家庭遭了这么大的凶祸！他急忙说：“实无此事，只图对属亲切耳。”
　　 一些文人喜欢发牢骚，否则无法吓唬别人自己是如何的怀才不遇；而多数性工作者喜欢向人诉说身世凄凉，无非是想多赚点额外钱，比起现在的官员，算是廉洁多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古代文人与性工作者的非常情谊


一、 柳永与“吊柳会”
柳永，字眷卿，初名三变，祖籍福建崇安，大约生活于987年至1053年。他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词作家。性工作者在阶级社会，是有权有势者剥削、玩弄、损害的对象，封建统治者根本不把她们当做人来看待。然而，柳永的词，却写出了对她们的深切同情、真挚的感情、美好的祝福。他置身于性工作者、乐工中间，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时人记载：柳永还是个年轻举人时，即常与性工作者交游，为她们写歌词，“教坊乐工每得新腔，必求为词，始行于世，于是声传一时”。他甚至为此作出了牺牲。在进士应试之前，他曾写过一首《鹤冲天》：
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，如何向？未遂风云变，争不恣狂荡？何须论得丧，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将相。
柳永画像烟花巷陌，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寻访。且恁偎红翠，风流事，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，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
这首词不胫而走，传到了宋仁宗(1010—1063年)的耳朵里，以致在柳永考进士临发榜时，特地把他的名字勾掉，说：“且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”［133］后又有人向仁宗推荐柳永，希望朝廷任用他，仁宗说：“得非填词柳三变乎？……且去填词！”由是不得志，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，无复俭约。自称云：奉圣旨填词柳三变。虽然仕途断送，他与性工作者、乐工间的友谊却更深厚了。他写性工作者的离愁别绪，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《雨霖铃》：
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方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哪堪、冷落清秋节！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！
而在《蝶恋花》(即《凤栖梧》)中，更写出了他对性工作者的一往情深，无怨无悔：“……似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正因为柳永把性工作者视为知己，倾心相交，因而赢得了性工作者的尊敬、爱戴。相传柳永“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群妓合金葬之”；“每寿日上冢，谓之吊柳七”［135］。甚至每遇清明节，性工作者、词人携带酒食，饮于柳永墓旁，称为“吊柳会”。后来的话本还据此传有名篇《众名妓春风吊柳七》，影响深远。柳水把自己大半生的真情实感献给了性工作者，性工作者们把他当做亲人对待、怀念，他们的友谊是永恒的。
二、 苏东坡与琴操
琴操是苏东坡(1037—1101年)做杭州知府时所认识的性工作者中的才子。她的轶事甚多，包括与苏东坡交往的种种趣闻。
东坡的好友秦少游(1049—1100年)有首著名的词《满庭芳》：
山抹微云，天连衰草，画角声断谯门。暂停征棹，聊共饮离樽。多少蓬莱旧事，空回首烟霭纷纷。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销魂当此际，香囊暗解，罗带轻分，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。此去何时见也，襟袖上空有啼痕。伤情处，高城望断，灯火已黄昏。
这首词用的是门字韵，是写给他所眷恋的某歌妓的，情意悱恻而寄托深远，是宋词中的杰作。有一天，西湖边上有人闲唱这首《满庭芳》，偶然唱错了一个韵，把“画角声断谯门”误唱成“画角声断斜阳”。刚好琴操听到了，说：你唱错了，是“谯门”，不是“斜阳”。此人戏曰：“你能改韵吗？”琴操当即将这首词改成阳字韵，成了面貌一新的词：
山抹微云，天连衰草，画角声断斜阳。暂停征辔，聊共饮离觞。多少蓬莱旧侣，频回首烟霭茫茫。孤村里，寒烟万点，流水绕红墙。魂伤当此际，轻分罗带，暗解香囊，漫赢得青楼薄幸名狂。此去何时见也？襟袖上空有余香。伤心处，长城望断，灯火已昏黄。
经琴操这一改，换了不少文字，但仍能保持原词的意境、风格，丝毫无损原词的艺术成就，若非大手笔，岂能为也！苏东坡读了琴操的改词后，非常欣赏［138］。后来，东坡在湖畔与琴操开玩笑说：“我作长老，尔试来问。”琴操说：“何谓湖中景？”东坡答道：“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落霞与孤鹜齐飞。”琴操又问：“何谓景中人？”东坡道：“裙拖六幅潇湘水，鬓巫山一段云。”再问：“何谓人中意？”答曰：“惜他杨学士，憋杀鲍参军。”琴操又说：“如此究竟如何？”东坡答道：“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”琴操“大悟，即削发为尼”［139］。这也许是东坡惜琴操之才，指给她一条早脱苦海、能得善终的路。
三、 严蕊与唐仲友
严蕊(1163年前后在世)，字幼芳，南宋时天台(今属浙江，当时为台州属县)军营里的一位性工作者。宋人周密的《癸辛杂识》称她“善琴弈、歌舞、丝竹、书画，色艺冠一时。间作诗词，有新语。颇通古今”。可见是一位沦落风尘的才女。由于她的才名远播，又善于交际，四面八方的士人，有不远千里而登门求见的。台州(今浙江临海县)的地方长官唐与正，字仲友，以字行，很欣赏她的才华，有次饮酒时，要严蕊赋红白桃花，严蕊很快就吟成《如梦令》一首：
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
唐仲友赞扬此词写得好，赏给她两匹细绢。七月七日是乞巧节，民间相传，这天晚上牛郎织女将在天河渡鹊桥相会。唐仲友在府中设宴应景。来宾中有位谢元卿，为人豪放，久闻严蕊的大名，请她即席赋词，以自己的姓为韵。正在饮酒间，严蕊已填成《鹊桥仙》一首：
碧梧初出，桂花才吐，池上水花微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玉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！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指天上方才隔夜！
谢元卿对此词赞不绝口，留严蕊同居了半年，倾囊相赠。道学家朱熹和唐仲友本来有私仇，恰好巡查到台州，想打击唐仲友，便罗织罪名，诬蔑严蕊和唐仲友有不正当关系，把严蕊投进监牢一个多月，严刑逼供。严蕊虽然一再被拷打，但没说一句不利于唐仲友的话。后又将她移籍绍兴，继续关在狱中审讯，严蕊始终未改口。狱吏花言巧语地诱导她说：“你何苦不早点认罪，也不过是杖罪，何况已经断罪，不会再加刑，何必受这样大的苦？”严蕊答道：“我被人看成是下贱的性工作者，即使是与唐太守有不干不净的关系，按刑律也不至于判死罪。但是非真伪，岂可妄言，我就是死也决不诬告！”她的话说得这样坚决，于是再一次被毒打。两个月内，一再被杖打，人已经奄奄一息。但她的坚贞不屈的精神，感动了很多人，名声更大了。不久，朱熹调离，岳霖继任。岳霖很同情她，叫她写词申诉，严蕊不假思索地口占《卜算子》一首，要求脱离性工作者的苦海，自由地生活，辞意委婉，但意志坚定。全词是：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
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！
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岳霖看后，当即下令释放从良，后来严蕊嫁人，得其善终［140］。明末凌初编的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一二《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守刑侠女著芳名》，写的就是严蕊故事，称颂她是“真正讲得道学的”，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侠女。
四、 义娼高三与杨俊
明朝北京的性工作者高三，论其侠义精神，比起严蕊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高三自幼美姿容，昌平侯杨俊一见倾心，遂成相好。后来杨俊捍卫北部边疆数年，远离高三，高三闭门谢客，等待杨俊归来。天顺元年(1457年)，英宗复辟，杨俊为奸臣石亨(？—1460年)所忌，上疏诬称英宗被瓦刺围困陷土木堡时，杨俊坐视不救，朝廷命斩杨俊于市。临刑之日，杨俊的众多亲朋故旧，没有一个人到场，只有高三穿着素服，哀痛欲绝，并大呼“天乎，奸臣不死而忠臣死乎！”［141］候刑毕，高三亲自用舌将杨俊的血污舔干净，用丝线将他的头与颈缝好，买棺葬之，自己也就上吊而死［142］。她以悲壮的行动，表明了青楼女子也有知情义者，为了不忘与杨俊的恩爱，她甘愿献出一切。
五、 冒襄与陈圆圆
冒襄(字辟疆)与陈圆圆都是明清易代之际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冒襄与董小宛的生死恋情、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，三百多年来常常被人们提起。其实，冒襄在与董小宛结缡之前，也曾与陈圆圆一见钟情，并私订终身。
那是崇祯十四年(1641年)的初春时节，冒辟疆由家乡如皋动身，去湖南拜见在宝庆府做官的父亲冒起宗，与他同船的有到广东惠来赴知县任的如皋籍进士许直。途经苏州，停船暂歇。有天许直赴宴归来，眉飞色舞地对冒襄说：“这里有位陈圆圆，很会演戏，不可不见。”冒襄便请他带路，坐小舟前往拜访，经过几次折腾，才好不容易见到时龄十七岁的陈圆圆。后来，冒襄描述这次初见面的情景说：
其人淡而韵，盈盈冉冉，衣椒茧时背，顾湘裙，真如孤莺之在烟雾。是日演弋腔《红梅》，以燕俗之剧，咿呀啁啾之调，乃出之陈姬身口，如云出岫，如珠在盘，令人欲仙欲死。
冒襄和陈圆圆彼此都一见钟情，言谈之间，不觉已是四更时分。无奈风雨骤至，陈圆圆急着要回家，冒襄拉着她的衣角，相约金秋时节再会。转眼间已是桂子飘香万里时，冒襄奉母从湖南回来，舟抵苏州，他急切地打听陈圆圆近况。想不到有消息说，她已被虐焰熏天的大恶棍绑架走了！冒襄非常失望。所幸没过几天，有位好友告诉他，被绑架的是假陈圆圆，真的已经躲入深巷，并由他带路，前往会面。陈圆圆看到冒襄，不啻喜从天降，感慨万千地告诉他，她每天躲在房里不敢露面，寂寞凄凉，非常想和冒襄做彻夜长谈，向他倾吐自己的满腹心事。但冒襄却惦念老母在舟，运河很不太平，宦官争夺河道，飞扬跋扈，他很不放心地连夜返回舟中。
第二天，陈圆圆便赶到船上，拜见冒襄的老母亲，并坚邀冒襄再去她家。冒襄踏月往见，陈圆圆深情地表示，决心嫁给冒襄为妾，终身与他为伴。开始，冒襄还顾虑重重，以老父正陷于农民起义军包围、处境险恶为辞，但两人毕竟情投意合，终于订下婚约，冒襄当场写了一首八绝句赠给陈圆圆。但迎娶之日则需在冒起宗能由襄阳兵备道调职至安全地区之后。因襄阳是农民军经常活动的地方，守土大吏随时都可能因失守封疆而被治重罪，冒家此时正千方百计打点活动为冒起宗调差，在没办成此大事前，冒襄没有心思，也不敢纳陈圆圆为妾。
星移斗转，到了次年的二月，终于传来消息，冒起宗已有希望调离襄阳了。冒襄这时正在常州，得信后便立即赶往苏州，想尽快告诉陈圆圆这一喜讯。但遗憾的是，十天前，陈圆圆已被崇祯皇帝宠妃的父亲老色鬼、恶棍田弘遇抢走了！后来，她又被送给吴三桂，开始了渺渺茫茫，却牵动着整个国家政局的动荡一生。对此，冒襄只有跌足长叹。直到他的晚年，他也没有忘记与陈圆圆的短促、并以悲剧告终的恋情。他在回忆录《影梅庵忆语》中，写了与陈圆圆相恋的前前后后，只是慑于吴三桂的权势和其他一些政治因素的考虑，他没有写出陈圆圆的名字，而以陈姬代之，真可谓“伤心人别有怀抱”了。

我们不妨把历代的诗歌、词赋拿出来看看，有多少内容不是写风花雪月，有多少内容离开性工作者（歌妓）的生活。唐诗宋词有多少不是写给性工作者的？
古代文人为什么受歌妓们青睐？文人为什么总用单一的视觉关注歌妓？主要原因是，当时的性工作者几乎都会琴棋书画，对艺术比较推崇，也知道才思敏捷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她们比较羡慕文人的才华。其次，当时女子不便到处走动，总是困守在闺中，接触的外界少。而性工作者接触的人多，对社会有亲身体会和深刻的认识，她们也希望、想望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但是，她们的诸多愿望都落空了，生活处境比较凄楚，卖艺不卖身也好，什么都卖也好，总之处境不好，属于严重被压迫的阶层。文人比较同情性工作者们所处的境遇，所以文章中表达的就多一些。当时，文人能在外面接触女人的机会也就是在歌院、青楼类的“公共场合”，接触多自然看到多，体会、体验也多，感想、思考的也多些，这自然就促使文人墨下歌女形象和内容多了。
过去歌女和性工作者大多都是生活无奈被卖去的，有很强的压迫、强迫性，是很值得同情的，同时她们的生活也是社会的缩影。在她们的眼睛里，脑子里社会是肮脏的。文人思想比较进步，心地也比较善良，也同情她们。所以，她们对文人除了在文才上佩服、羡慕外，更相信文人。不是发生过许多文人与性工作者的爱情故事吗？爱情是纯洁的，没有条件的。
那么文人是不是嫖客？应该说也有，也有的是仰慕才女的才华、美貌，有意识接近的。
文人也是凡夫俗子啊！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内容和方式。
大凡才华出众的歌女没有男人不喜欢、倾慕的，没有文人不为其写上几笔的。
什么都不能一概而论。我所说的只是一种现象。
现在的舞女与古代歌女的生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，现在的有较大的自由，没人去逼迫她们做舞女，都是自己贪图享受、虚荣心驱动自己主动去的。尽管她们对社会的认识也比较深，多才多艺的少了。她们已经不看中什么才华，只要有人民币、美圆。当然古代的也看中银子，她们的银子是要给老鸨的。如今的坐台、出台费小姐是给自己的。境遇不同，所以生活内容和质量就不同。况且，现在有多少文人有闲心去写“风花雪月”的文章啊，忙生存都够累了。风花雪月不是不可以做出大文章，《红楼梦》难道不是吗？可是，现在的人要的是出彩、新奇、惊险、刺激。再说，谁有钱去体验生活啊？小姐张口就二百，够买一家人生活一个月的口粮了。
古代以学见长，以文见尊严。那时候大家也附庸风雅，现在不需要那些了。
现在有文化，有知识的人多，竞争激烈，心理负担重，谁还有那心事去写个舞女啊！
社会存在的现象有的时候不是主流，古代的诗歌、辞赋也未必是主流，只因它是文字记录、记载下来的，所以流传。如今知识“大爆炸”。什么都升值、涨价了，只有人格降了。
文人无论怎么写，甚至胡说八道，正史也好，野史也好，都离不开写男人和女人。所以，我认为，文学最大的主题是人，男人和女人的一切或相关的一切，包括心理、生理、思想、观念、哲学、生活、生存。
古代歌女为取悦于男人，对琴棋书画是有较深的功底的，文人出于羡慕、爱慕对其是格外“关注”的。
现在的舞女靠花枝招展、卖弄风骚，只要有个好脸盘，好身材，会使用女人货色就可以了。她们不愁生存，也无须去**自己。
我不是说古代的歌女有多么好和才气，只想肯定一个现实，她们的生活遭遇的确成为不少文人创作的素材。

半天云

文人与性工作者扯在一起，似乎由来已久，这并非有辱斯文。文人和性工作者一度沦为下九流，时谓七娼八丐九儒。请注意，这个排名是有先后的。
　　据说唐代有性工作者“出台”时自榜身价：“我颂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，岂同他妓哉？”此话出自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，作者言之，颇有得色；据说若干年前，上海警方扫黄时，在小姐的手袋中发现了三样东西：口红、避孕套、《文化苦旅》。于是人们以此为噱头，说余文是“文化口红”、“文化避孕套”，这是很低级很浅薄的认识。这不是余秋雨的悲哀！
　　一位中国教授在国外讲宋词，当讲到柳永的《雨霖铃》时，洋学生惊问：“老师，你们中国人为何这么喜欢性工作者啊？这么厚厚一本宋词全是献给性工作者的，你们还特别喜欢给性工作者作传，《桃花扇》、《李师师》、《柳如是传》……难道你们那儿性工作者全是国家精英？她们全是最可爱的人？”其实，古代只有男子读书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传统道德及种种桎梏下的中国家庭妇女怎么能可爱呢？而青楼女子大多色艺俱佳，琴棋书画，诗词歌赋，无一不精，加上她们不受礼教束缚、性情自由，所以倒活泼可爱得像个人儿，不似今日的三陪小姐，只练床上功夫和点钞。
　　其实，青楼文化在中国是有源远的。青楼多半是文人雅士的聚闲之所，饮酒作乐必有红袖添香。失意文人投在性工作者的怀抱，这是一种逃避，抑或是反抗？专制下的中国文人活得的确憋屈，可怜。
　　《古诗十九首》里，多有咏性工作者的诗作，《全唐诗》中有关性工作者的达2500多首，那个时代，性工作者处于一种被审美观照的位置，将青楼赋予了一种诗意的感伤，其中以白居易为楷模。我们最熟知的当是《琵琶行》，诗人与那个长安性工作者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见何必曾相识”。我们从中读出的是暧昧。
　　说起文人，说起性工作者，我们不能不提一个地方——扬州。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奈在扬州”。扬州自古是风流婀娜的所在。她总与春风明月、小桥流水、红袖美人相连。明月下美人如玉的二十四桥，“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”的瘦西湖，色艺双绝、红袖添香的美人，引得多少文人骚客醉卧扬州。
　　十丈软红的扬州是浮华人生的销金库，也是“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”的温柔乡。隋炀帝——“骚猪”杨广据说为之吸引，于是开凿大运河，引巨舟数次下江南并隋炀帝，就开凿了一条大运河，最终被杀死在江南的温柔乡里。
　　扬州的繁华旖旎随着琼花的芬芳名传天下，而到了盛唐以后，扬州更不知成全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千古情思。古代名曲《广陵散》所说的广陵即扬州。儿时读李白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诗句时，没啥想法，近来才发现其中的秘密。孟浩然烟花三月急猴猴地往扬州跑，想来不独是领略胜境，也许还有其它。杜牧倒是实在，他坦言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
　　从前，有一位穷困落魄的书生，在求功求名求利的道路上屡屡碰壁，有一天，他做了一个梦，见中有位仙人告诉他，在金钱、美女和长寿中提一项要求，他能满足你一个心愿。书生沉思良久，说：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。”其实，文人与性工作者赋予了扬州更深的文化和艺术意蕴，它远不是流氓韦小宝眼中的白肉翻滚的人肉市场。
　　中国古代的青楼也是一个孕育过艺术的地方，性工作者一度是“艺术工作者”。文人与性工作者除了灵与肉的交流，还有艺术交流。浅吟低唱，弹琴吹箫，这是谈音乐，谈文学。宋代文人与性工作者更是形影不离，性工作者对宋词的传播与推广不亚于今日流行歌手对新歌的推广。柳永、秦观、周邦彦等人皆是青楼词作之高手。自称“才子词人”的柳永浪迹烟花巷陌，依红偎翠，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。他一生“奉旨填词”，死后还是性工作者集资而葬。薛涛、严蕊、柳如是是工于诗词的名妓，对她们，“一双玉臂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尝”这种讥贬之词我们似乎说不出口。中国古代文人与性工作者们演绎出了许多的风花雪月、缠绵悱恻的爱情！如董小宛与薛冒疆之结合；顾横波、柳如是等，为后世所艳羡。
　　其实，在性工作者面前，文人不必故作清高。李香君血溅桃花扇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性工作者虽出卖肉体，与性工作者的刚烈相比，出卖灵魂的文人却显出了卑琐和下作。
　　五四以来中国文人的地位是很高的，不仅担道义，而且是道德的化身。尽管如此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据说他也是八大胡同风月场所的常客。当然，此好非中国文人独有，2001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英国作家耐保尔，在领奖时致辞时，没有像你我一样虚头巴脑地感谢领导、感谢亲人朋友。作家直言：首先，我要感谢那些性工作者们，我是一个繁忙的人，我没有时间追求高雅的情妇，只有在她们的怀中得到片刻的欢娱和慰藉。我相信他的真诚！然而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真诚。
　　应该说奈保尔的性工作者情结，比中国的文人要低级的多，他解决的只是生理问题。

[ 本帖最后由 半天云 于 2008-7-17 14:42 编辑 ]

半天云

文人与性工作者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群体。但是，如果仔细寻思的话，文人与性工作者之间，是有许多东西值得玩味的。  
一  
    在中国古代的阶层排序中，性工作者排在第八；文人紧随其后，故名“臭老九”。从这一排序来看，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极其低贱的——连性工作者都不如。究其原因，应归咎于世俗观念中的“笑贫不笑娼”。文人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，因为不甘于“永世不得翻身”而走读书晋升之路。在科考仕进之前，一般都是“十年寒窗”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。在此期间，贫贱困顿的文人，不仅得不到世俗社会的“青眼”，而且常常成为嘲讽和讥刺的对象，被人们称为“穷措大”。而科举考试是残酷的，正如袁小修所说：“举业是人生一大厄，度过此关，方可理会性命。”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能以科举考试为晋身之阶，飞黄腾达，更多的文人是未能跳过“龙门”的鲤鱼，依旧在社会的下流游荡。他们出头无门，而且大多数人又百无一用，除了“满腹经纶”之外，什么都不会，甚至连基本的谋生技能都没有。因此，他们便成了社会的“多余人”，跟孔乙己一样，成为贫民窟的长衫人，一样受世人的冷眼。而性工作者不同，她们虽然也出身于社会底层，但她们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色相、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摆脱生存的困境，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而且，如果她们傍上哪位大款、大腕，成为小蜜或二奶、小妾的话，就会身价大增，令人“刮目相看”。相形之下，文人十年寒窗所获取的东西，有可能不如性工作者一夜之间所获取的多。悲哉！悲哉！  
二  
    由于文人与性工作者同属社会底层，因此两者极易萌发一种惺惺相惜之感。特别是那些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的文人，与那些天生丽质而又沦落风尘的性工作者，更容易同病相怜，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  
    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文人，都喜欢留连于平康之地，迷恋于勾栏之处，偎红倚翠，沉缅于温柔乡里。譬如杜牧，在失意潦倒之时，便时常沉溺于青楼之中，听玉人吹箫，看歌舞楼台，写下了《遣怀》、《赠别》、《叹花》等狎妓之诗，留下了青楼薄幸之名。还有柳永，少年时“怪胆狂情”，放荡不羁，蝶恋于歌妓之间，为歌妓填词作曲，视功名如粪土，自封为“白衣卿相”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。他的这种洒脱、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，受到了许多后世文人的激赏。如董解元便以“秦楼楚馆鸳鸯幄，风流稍是有声价”自夸，关汉卿也自命为“普天下郎君领袖，盖世界浪子班头”。他们这种思想意识、行为举止，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“有才无行”。但我认为，在他们的这种“放荡”之中，隐藏的却是一种“才大世不用，此意谁能平”（蒋观云《挽黄公度京卿》）的愤激，一种对人生理想的变异追求。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，唯有在秦楼楚馆中寻求慰藉，宣泄不得志的愤懑，同时，这也是他们表示蔑视礼教、蔑视权贵的一种方式。另外，风尘女子中，有许多是被逼为娼的，她们的遭际与这些落魄文人极为相似，这使得她们更能善解文人的心意，更补偿贸易与文人产生“共同语言”，更容易成为文人的“红颜知己”。她们之中，不乏色艺俱佳者。这些“白门柳色”，往往是文人们梦寐以求的“梦中情人”。因此，许多文人与性工作者相处之时，并非是单纯的狎妓，而是倾注了爱情（或者是同情）在里面的。柳永的《迷仙引》、《斗百花》、《雨中花慢》、《定风波》等词，便对性工作者的际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从这一角度来讲，我觉得，我们不应该过于谴责柳永们的行为；我窃以为，这是可以理解的——虽然我不会效仿之。  
三  
唐传奇、明话本有很多是叙写文人与性工作者的故事的。但在每一则故事里，文人的形象都不如性工作者那么有光辉。性工作者们往往都是重情重义之人，而文人们往往都是薄幸之徒、负心之辈。譬如《霍小玉传》里的霍小玉，是一个温婉、美丽、痴情的歌妓，她本是霍王婢女所生，霍王死后，以庶出被逐，沦落为娼。后来，她与书生李益相爱。李益迷恋她的美色，对她信誓旦旦，但当他仕途发迹之后，即变心易志，另娶“门当户对”的贵姓女卢氏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小玉相思成疾，卧床不起。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，挟持李益重见小玉。小玉痛责李益，气结而死。还有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的杜十娘，是京城的“教坊名妓”，她为了摆脱非人的境遇，萌生了“从良”的强烈愿望。她与李甲相爱后，经过与鸨母的斗争，终于跳出了火坑。但在她与李甲一起回家的途中，李甲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，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。杜十娘义愤填膺，在痛斥李甲之后，便怀抱百宝箱，投入了滚滚波涛之中。与霍小玉、杜十娘等形象相比，李益、李甲真的是猥琐至极，令人唾弃。  
不仅文学作品中很多文人的形象不如性工作者光辉，在史实中亦如此。譬如明末的许多名妓，便令当时的许多名士黯然失色。她们不仅艳绝尘寰，而且冰雪聪明、才气横溢，有些甚至通晓民族大义，在民族存亡关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比如葛嫩，甲申之变时，与丈夫孙克咸一起被俘。“敌将欲犯之，嫩大骂，嚼舌碎，含血喷其面。将手刃之。”又如李香君，她与侯方域成婚时，坚决辞却了奸臣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。在《骂筵》一出戏里，她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痛斥马士英、阮大铖的卖国行径。像葛嫩、李香君这样的巾帼英雄，确是令许多“须眉”望尘莫及的。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，如龚鼎孳、钱牧斋、吴梅村等，都先后向满清政权屈膝投降。甚至连一些复社的文人，也向清政府投诚。相形之下，他们简直是连粪土都不如。  
四  
性工作者出卖的只是技艺，至多是肉体；而许多文人出卖的却是灵魂。  
五  
最后声明：敝人写《文人与性工作者》，并无意将文人与性工作者相提并论，亦无意将两者比个高下，只是“满纸荒唐言”而已。


作者简介：  
谢骥，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诗歌学会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，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、作家分会理事，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，中国网络文**盟驻站作家，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。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，自幼酷爱文学，少年时期开始在《中学时代》、《中学时代报》等报刊发表习作，迄今已在《华人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经济周刊》、《时代潮》杂志、《南方日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南方农村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北京晨报》、《香港商报》、《作品》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；著有散文集《轻言狂放》（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）、《萍踪心影》（待出版）、诗集《天马行空》（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）、长诗《探访河源》（即将出版）等；主编有学术著作《一门三世四督抚》等；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。  
  　　
【编者按】满纸荒唐言，谁解其中意？作为文人和作为性工作者，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大的区别。都是为了生活而生不如死的活着，有的是活出了精彩，但更多的是活出了无奈。悲哀乎？非也！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　　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编辑儿狼　　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　2008-6-19　

叶海燕

可惜，现在的文人，很虚伪！！！

啊．．都会有冲动．．